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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组织的多次战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杜

2019-08-27 09:19编辑:admin人气:98


  “暗杀时代”不仅存在于同盟会时代,它延续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年月。本文上述的暗杀未遂事件,相当平庸,从相关报道看,革命党的爆炸对象指向政府机关。但并非所有的炸弹案均如此。从当时媒体报道可知,党人惯用炸弹等暗杀手段,时或针对无辜百姓,已是舆论界的常识。

  

  陶成章(字焕卿,18781912),光复军总司令,1912年1月,被上海都督陈其美(孙中山亲信)指使蒋介石、王竹卿刺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5岁。

  作者:韩福东

  1914年11月20日,在被提验正身后,革命党人尹宝华被绑赴北门外枪毙了。与尹宝华一同受此极刑的,还有孙嘉滨(又名孙小登子)、陈益盛(陈懋之)和聂得映(聂春山)三人。他们的共同身份是“党人”——— 这是彼时官方对国民党的习惯称谓。

  尹宝华从被捕到赴死,只经过两天时间。按上海《申报》的报道,他11月18日在怀宁县马号后被安徽省探访局抓获,从其身上搜出私刻的管带(军事职官名称)章戳、名片、委任状、徽章、保证函及名单等物。拘拿回探访局后,由王局长亲自开庭审讯。据尹宝华供认,他是受上海革命党人吕伯樵指使,以代人谋事为名,召集壮丁,约好满百人后即通报上海。按计划,吕伯樵会暗运炸弹来安徽,分派到各重大机关引爆,先将重要人物炸毙,然后从事抢劫,吕伯樵将带人来安徽接应。

  王局长将此案呈奉将军批示国民政府组织的多次战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杜后,即将尹宝华枪毙。另三个共同赴难者,是长江巡阅使张勋和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押解来安徽的革命党人。

  这是一百年前,中华民国政府与革命党斗法的一段小插曲。它并没有多少奇特之处,以至于在当时既未形成舆论风暴,事后也被史家所遗忘。此案所涉及到五个人名字,在历史长河中,均属默默无闻之辈。如果不是查阅旧报纸,这一段旧公案恐无重见天日之机。

  当时的大总统是袁世凯。虽然有白朗军作乱,但他权力看上去还算稳固,《中华民国约法》5月1日刚刚公布,二次革命在一年前被镇压下去之后,起义难成气候,革命党反抗的方式更多是制造炸弹案,重复晚清时期对付朝廷的路径。

  “暗杀时代”延续到二次革命之后

  从当时媒体的报道看,广东省是爆炸案的高发区。下文是《申报》1914年12月25日的一则短讯:

  广州电:谢贵甫担任广东党人伪前路统领,以港币二百元、银币二百元,运动兵士以炸弹轰毁子弹库,事为连长黄炳坤知悉,将谢贵甫就擒。又,将军署左近双槐洞街罗士清亦复暗设机关,希图轰毁行署,亦经侦探颜锡仁破获,并获党人王永昌等八九人。一时人心非常惊惶。

  不独广州人心惊惶。紧接着这条新闻之后是一则西安电,说的是“陆将军到西安政躬时常不豫,整顿军队防范党人非常吃紧,恐精神不到有误大局,故特请任命刘承恩为全省帮办军务”。西安同样精神紧张,防范党人。革命党四面出击,但大多都还没来得急出手,就被抓个正着。

  此前的历史研究,更偏重于同盟会时期的暗杀。已逝历史学者高华五年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同盟会的“暗杀时代”》,文章中高华说,“很显然,同盟会的‘暗杀时代’,是进步力量对反动势力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属于直接为国内政变服务的在野派对掌权者的暗杀。”他特别指出,同盟会的行为不是恐怖主义暗杀。后者的特点是祸及平民或者就是针对无辜百姓,以此达到恐吓、要挟对方的效果。这种拿平民百姓当政治筹码和报复泄恨工具的行为,是所有暗杀事件中最令人鄙视、令人发指的无耻行径。

  我很难直接反驳高华的观点,因国民政府组织的多次战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杜为我对同盟会时期的暗杀没有研究。但我查阅史料得知,同盟会1912年和统一共和党等重组为国民党后,在反抗袁世凯统治的过程中,是实施过恐怖主义的,这当然也间接地让我对上述论断产生怀疑。

  “暗杀时代”不仅存在于同盟会时代,它延续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年月。本文上述的暗杀未遂事件,相当平庸,从相关报道看,革命党的爆炸对象指向政府机关。但并非所有的炸弹案均如此。

  广州东堤长安酒楼爆炸案

  1914年12月17日,大总统袁世凯曾下发一则申令。申令中援引了督理广东军务的“振武上将军”龙济光此前呈送大总统的电文,内称广东抓获乱党布子静等人,布子静供称,先后在广东省城正南街、双槐洞、长堤酒楼等处投掷炸弹,伤毙男、妇多名。余犯供述亦同。龙济光已将他们按法惩办。

  袁世凯在申令中说:“乱党潜赴该省,掷放炸弹,经该将军督饬缉拿,先后捕获制造人犯多名,搜出危险物品多件,业已全数破获。兹据供,系被孙文、邓铿等派遣。此等残忍酷毒行为,既使无辜平民惨遭伤害,而各犯迷途误入,亦复同罹刑诛,言之曷胜痛愤。仍着该将军巡按使申戒军警严密防缉,勿使乱徒匿迹伺隙思逞,致扰治安。此令。”

  在这里,袁世凯称“使无辜平民惨遭伤害”的投掷炸弹行为“残忍酷毒”,虽不及“恐怖主义”更为精准到位,但也点破此种革命行为的性质。

  布子静等人,被控在长堤酒楼等处制造爆炸案,伤害平民,此事媒体早有报道。在袁世凯发布上述申令之40余日前———10月30日,《申报》报道称,“广东电:径日晚亥刻,乱徒在长堤水警厅后墙抛炸弹,砂地炸烂,厅无伤。沁日晚亥刻,又在长堤长安妓馆抛炸弹,声势甚烈,妓及路人伤毙数十,无伤及要人。是晚军警巡防周密,全城安谧。勘日,警厅出示,劝民不必惊扰。”

  径日,是25日;沁日,是27日。两起爆炸案发生后,广东巡按使李国筠特地给上海镇守使和道尹发函,说明此事。长堤长安酒楼(妓馆)的爆炸案,发生在10月27日,李国筠称,该案“炸伤十余人,后查悉,被伤者均系道旁小贩及行路之人,并无重要人物。此种无意识举动,显系扰乱治安,现在严密搜查。省垣人心尚为安谧,恐远道传闻失实,特以奉闻,并祈转沪上各报馆为盼。”

  《申报》刊发了这封来函,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又据广州电称:“二十七日炸弹案伤者达百余人,警察谓投炸弹者当非革党,必系索诈财物之匪徒。官场稽查綦严,华人深恶抛掷炸弹之举。”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伤亡数字相矛盾的信息。广东巡按使称十余人,但媒体则报称百余人,相差非常巨大,且均称只有伤者。但接下来更为详尽的信息显示,爆炸案还造成二十余人死亡。

  在10月25日长堤水警厅的爆炸案发生后,广东军警即加强了戒严,但“为镇定人心计”,不仅禁止报界刊发消息,也“不许行人谈论”。两天后恰逢重阳节,因扫墓人聚集,军队特地对此“稽查极严”。整个白日平安度过,却不料到晚上八点多,又在长安酒楼发生爆炸案。当时酒楼饮酒作乐者甚多,炸弹从海边飞来。媒体分析,大约是革命党人先在海上乘舟窥伺,认为军界诸多要人必在酒楼内,可以聚而歼之。谁知楼上饮客一无伤损,伤毙者多是堤边苦力和过路行人,“有裂肠者,有断手足者,伤心惨目。”

  广东媒体报道现场细节称,8时45分,爆炸发生地在长安酒楼门前骑楼底的右侧、上海酒楼的左侧,当场炸死不知姓名男女16人。另炸伤24人,除岗警马庆、济军(广东镇守使龙济光部队)王材外,其他人亦不知姓氏。爆炸威力巨大,长安酒楼的头座家具和上海酒楼铁栏均被炸毁。

  案发后,广东水陆警厅即派警察驻守现场,于酒楼附近搜查,终在东堤广九铁路车站旁抓获数名嫌疑人,皆身怀凶器,但其是否正凶不得而知。龙济光将军和李巡按使为防“盗匪趁机扰害良善”,还下令将东、北、大南各城门暂时关闭,并将德宣街铁闸紧闭,以保治安。

  龙济光亲率军队出城巡视,并令警厅速电医院前往敛埋尸体。军队寻见钢制弹壳两块,得知该弹是三角圆形,横炸力比两日前水警厅案更烈。

  官方隐瞒伤亡,试图去政治化

  接下来警厅的布告,虽未透露伤亡具体数字,但其措辞中使用的是“伤毙之人”,可知此前广东巡按使李国筠“炸伤十余人”的说法有误。以李国筠的职务身份,在给上海去函时,显然应知有死亡之人,可见其有对外瞒报之主观故意。当时广东媒体尚被禁止报道此事,故其可随意对上海披露伤亡数字。

  当时官方不想承认的另一事实是,此案是政治案件。爆炸案造成人心惶惶,坊间传言是“乱党”举事。警察厅布告对此进行辟谣,称“若辈次等举动,不过志在荧惑社会人心,诓骗乱党财务,徒博凶残二字,于乱党绝无关系。”

  警察厅进一步称,两次爆炸案,或在水警厅后隅僻处,或在妓馆酒楼,地点绝非重要。此次伤毙之人,多属劳力之辈及过客小贩,究其目的所在,无非妄行暗杀,自残同种,这种大乖人道的行为,“彼所谓政治革命之乱党当亦不忍出此下策,此可证其决于乱事无关也”。

  警察厅长还对市民道歉说,他手握警察重权,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责,未能事先消弭爆炸案,致令无辜人民遭此剧惨,自问诚无以对我地方,惟有广购线眼,督率兵警,严为防缉,决不令此凶残不逞之徒得以逍遥法网。他保证说,省会军警已密布大局,确保无虞,并呼吁大家务须镇静态度,照常安业,不要自相惊扰以致堕入“匪徒煽惑术”中。

  当晚抓获的嫌犯,很快被确认无辜。此后抓捕的布子静等人,招供了此案。他们正是革命党人。龙济光在给袁世凯的函中汇报了此事,媒体也对此予以披露。至此,长安酒楼爆炸案是党人发动的政治案件,官方已无可掩饰。

  暗杀平民,何以被忽视和掩盖

  长安酒楼爆炸案只是当时一系列爆炸案中的一个。媒体的报道显示,革命党人策划了这些爆炸案,其中部分案件有针对地造成平民伤亡。上海《申报》对之报道甚详。《申报》是当时主流大报,并无明显的党派色彩,故其报道相对更为可信。史家即便认为报道不客观,亦可以证据反驳,但切不可将这些报道完全忽略。

  公允地说,革命党人当时的暗杀,主要目标是政府官员,但可能是因为操作不易,故转向平民。他们诚然是有勇气的,只是在被乌托邦式的理念洗脑之后,魔来固然杀魔,神来也必然杀神了。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有组织有计划地滥杀无辜,如果能够构成对现存秩序的一种扰乱,也自然会被采纳。

  从当时媒体报道可知,党人惯用炸弹等暗杀手段,时或针对无辜百姓,已是舆论界的常识。奇怪的反倒是一百年国民政府组织的多次战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杜后,治史者却多在此问题上失明。

  中国历史学家,有一大半惯于人云亦云,另有部分虽在史料爬梳上颇有作为,但囿于政治正确的先入立场,选择性遮蔽了不利于己论的信息。在民国以来的政治史上,真正有建树者屈指可数。民初政治史著普遍面目可憎的局面,也和晚清、北洋系在政治角力中俱皆败北有关,后来居上的执政者,奉“革命”为神圣圭臬,不容半点质疑。话语是一种权力,经过几代人的灌输与洗脑,天然正义的革命党人形象也就根深蒂固了。

  独裁者袁世凯,面对的是更无底线的革命党,这大抵可以解释批判北洋政权专制的革命党翻身后,社会何以更趋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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